公元234年秋风初起,蜀都尚未从边塞军报的紧张里回过神,五丈原的噩耗已被快马传回。刘禅自宫门出,披麻带孝,三日临朝,群臣垂泪如雨。诸葛亮去世前留下话,不费国用,不张皇葬礼,主上依其遗命从简。但就在戴孝上朝的第一日,案几上忽置一封奏疏,语气尖利,指称丞相在世时握兵镇边、威胁宗社,竟以其死为“可庆”。殿上气氛登时凝固,刘禅面色大变,斥其“言辞狂悖”,下令收系。写此疏者,正是曾被诸葛亮救过一命的李邈。
权力与疑忌:托孤之臣的险地
在蜀汉的政治版图里,诸葛亮的身份极为特殊。作为托孤重臣、丞相,他既管军,又理政,远征北方、经营后方,几乎以一己之力支撑蜀汉机器的运转。此等“相权”在三国并不罕见,但能以节制自守、遗命俭葬者,古来少见。正因如此,他在世时外无敢指其非者。权柄之重,容易招猜忌,然而“良相之功,贵在能使君主安”。刘禅选择穿孝三日,既是礼,也是一种政治姿态:强调君臣相得,抚平军心民望。
也正是在这种敏感当口,李邈的《丞相亮卒上疏》显得激烈且失时。按照汉魏以来的朝仪,“争臣以事谏,不以人死攻”,临丧之际上“庆”字,更是对君臣名分的触犯。若诸葛亮在世,言其“握兵可虑”,仍可辩为阀阅相争、制度辩论;待人既薨,转而云“宗族得保、边事可休,当合国而庆”,此非讥刺朝廷丧服、挑动群心乎?因此刘禅震怒,反映的不是单纯的私愤,而是对政治秩序的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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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邈在疏中称自己素来忧惧诸葛亮的军权,直言丞相一死,宗社得全,边兵可解,并劝“当庆”。这份《丞相亮卒上疏》是他出名最快的一次,但也是自毁前程的一次。刘禅立刻将其下狱,随后又有邻人告发:诸葛丞相下葬之日,李邈竟仰天大笑,口称“苍天有眼”。先是奏疏“贺丧”,继之笑语传闻,构成了对君道、臣礼、舆情三重的冒犯。刘禅原本知他与丞相不睦,却未料到仇视至此。对如此“狂悖”,帝王不愿再留,也在情理之中。
言语成祸的旧账
李邈的“祸口”,并非始于此。时间往回拨到公元214年。刘备方才定益州,领益州牧,握有任命全州官吏之权。彼时的李邈因才名入眼,被委为益州从事。从事是州牧幕府的骨干,既出谋划策,也负责行政执行。按理说,这是大展抱负的开端。
一年后正月,公元215年的节宴上,蜀中官员齐聚。有人谈民生改善,有人言军政井然,刘备并未独揽功勋,反举杯与众共之。席间,沉默许久的李邈突然起身,直陈:“振威以将军宗室肺腑,委以讨贼,元功未效,先寇而灭。邈以将军之取鄙州,甚为不宜也。”所谓“振威”,是刘璋受封的名号。李邈的意思是,刘璋以同宗骨肉托付平贼,刘备未先立大功,却先取其州,这不合仁义。
这番话正戳刘备心底最易发热的地方。夺取益州乃政治现实,但在名分上确有可议之处。刘备仍给了他台阶,问:“若如此,何不去助刘璋?”此处只要顺势言几句刘璋失政、益州疲敝,皆可无事。偏偏李邈硬生生接了句:“我才力有限,不堪辅先主,只能在您帐下混食。”话音落地,满座失色。刘备雷霆之下欲斩,幸亏诸葛亮从旁劝解,李邈才捡回性命,但官职也就此告吹。
军中不合拍
与丞相的梁子,并非只有“宴语”。诸葛亮开始北伐后,李邈又被起用,随军出征。本以为是重建信任的机会,却偏在街亭失守一役上,再次逆着军心开口。马谡丢了街亭,蜀军上下皆怨,诸葛亮为了整肃军纪,决意军法处置。军中能出面为马谡求情者,仅李邈一人。他引经据典,劝以“开恩”,而军心正需“正法”。诸葛亮终究不从,仍斩马谡以平众愤。
事后,丞相判断李邈“思致多偏”,不宜再处军中强压之地,遂令其返回成都,连兵要之地汉中也不让他停留。至此,两人之间的龃龉,已从理念之争化为彼此戒备。对诸葛亮而言,军令如山的时代,最忌讼议;对李邈而言,直言成性,往往不计时势。
家门出英才,独他不入“龙”
李邈的生平若只看“敢言”,尚属一种性格。但把视线拉回他出身的四川三台县,就会发现一种与名誉相背的尴尬。东汉末年,三台李氏一门四子:长李朝,次李邵,三李邈,季子早夭,名不可考。彼时人士称“李氏三龙”,按人数,自当除去夭折的幼子。但妙就妙在,流俗所称“三龙”中,反而“有亡而无邈”——夭折的季弟被算作“龙”,李邈却被排除在外。原因不外“有才无德”四字,才学可观,人品不许。当时人宁愿怀念一位英年早逝的兄弟,也不愿承认这位言辞锋利的三哥。这种名望上的“逆淘汰”,在士人社会里几乎是宣判:你可以有才,但你不值得信任。
话语与制度: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
从政治制度李邈的频频出格,不全是“性格问题”。三国时期,君臣互动靠“上疏”“陈情”,此乃士人进言的正规渠道。但其中有“时”“位”的讲究:朝会之上,先有大礼;军府之中,守有军令。劝谏要紧在“当其可”,否则不是忠直,而是“违礼”。李邈在新年宴上质疑益州之取,不但破坏节庆之礼,还伤到新任州牧与蜀中士人的关系;在军法既定之时为马谡请命,既不体军情,也损将威;至于在国相新逝的丧期里劝“举国相庆”,更是将“死者为大”与“君臣之义”一并踩碎。换句话说,李邈不是没有道理,他是总在最不该说话的时刻,挑了最容易撕裂人心的话题。
军纪与名义:诸葛亮为何不为所动
很多人为马谡惜命,也有人责诸葛亮“过刚”。可对经略北方的丞相来说,街亭一役若不立刻止损,全盘均沦。自汉以来,军中有“法不阿贵”的传统,三军以令立。街亭失守后,蜀军士气低迷,边陲震荡,诸葛亮以“军法从事”,并非只为惩戒一人,而是为恢复军心。李邈以礼义出发,忽略了这一层现实。事后诸葛亮把他遣回成都,显见其识人用人之谨:不毁其人,但不再让其置身要害。
刘禅的处置及其政治含义
把时间推回到那封惹火的奏疏。刘禅为诸葛亮从简发丧,却不惜以三日素服示哀,既遵遗命,又尽臣子之情。此时任何对丞相不敬的声音,都会被解读为对君主判断的挑衅。李邈不仅未体此意,还公然上疏称“当庆”,旋即又被告笑言“苍天有眼”。朝廷不可能容许这种舆论导向。刘禅将其逮捕,称其“言辞狂悖”,随后“亦不欲留”——这一连串动作,既有感情成分,也有秩序考量:保住丞相的身后名,稳定军心与士林,是当务之急。
人与恩怨:被救过一命的人为何转而抨击
令人唏嘘的是,李邈曾站在死亡边缘时,恰是诸葛亮横身一救。当年宴上失言,刘备震怒欲诛,若非丞相力谏,“邈之免死,亮之力也”。多年后,他却因被逐出军府,暗结怨恨。士人社交场中,爱与憎往往套在“义理”“是非”的外衣里。李邈以“直言”自许,实际夹杂了受挫后的怨气;他借“论军权”表达对丞相的不满,却选在对方尸骨未寒之时。由是观之,所谓“直”若无自律,便与“险”只差一步。明代王士骐评曰:“一言失意,直以狼虎目之,邈真险人哉!”此语并非后人苛刻,而是对“才”“德”失衡的警戒。
蜀汉政治的隐性课题
把李邈置于更大的背景里他不过是蜀汉政治一个突兀的切面。诸葛亮长期把持军政,靠的是强悍的组织、严谨的法度与个人清名。这样的格局,难免让一部分士人心中泛起“相权”与“宗社”孰轻孰重的疑云。正常的做法,是在制度层面讨论制衡,在生前明争,于公堂辩理;不正常的做法,是把制度之争转化为死后嘲讽,或以“庆丧”挑动情绪。刘禅的反应,正说明他要给外界一个信号:托孤之臣的劳绩不容玷辱,朝廷的仪式不容挑衅。
性格、时势与下场
回看李邈的一生,先有“李氏三龙”中被排除的尴尬——兄弟四人,长李朝、次李邵被称颂,夭折者亦被念及,唯独他被士林拒斥;后有公元214年任益州从事的起步,与215年春节酒宴上的逆反;再到北伐军中的徒劳奔走,为马谡请命未果,以“思想有偏”被发回成都;终至234年诸葛亮病逝、自己上疏“可庆”而下狱。线索缠绕在一起,浮出一个清晰的道理:才可以救你一时,德与分寸才能送你到终点。
:历史对“直言”的边界
历史不厌其烦地提醒人们,言辞是刀也是桥。李邈之“直”,若用在劝刘备辨益州政、用在诸葛亮犹可改权时,或许能立名。可他每一次最铿锵的发声,都抢在最不合礼法的时机:节宴、军法、丧服。于是“直”变成“狂”,“议”滑向“悖”。反观诸葛亮,执法不护私、身后留俭葬之约,既是自检,也是为后主与朝廷免去一层苛责。刘禅在哀痛与愤怒之间,选择了维护礼制与人望,这对一个年轻帝王已属不易。
五丈原的风早已吹过,但那些在风中碰撞的词——义理、名分、军法、直言、恩怨——仍在史书间回响。它们提醒后人:历史舞台上,性格从不是独角戏,制度与时势总会在背后牵引;而做人的边界,一半写在礼法里,另一半写在良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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